文/小庄
武松这个人滥杀吗？
太滥杀了。
大家看98版央视的《水浒传》，武松从飞云浦活下来以后，便径直返回了张都监家，不仅杀了张都监、蒋门神一干人等，而且连什么丫鬟、妇人、马夫也都一并杀了。
但电视剧里的这段情节，仍然是拍得保守了。因为剧里省去了武松杀人儿女的一段。原著里对这一段交待得很清楚：
“一更四点进去，马院里先杀了一个养马的后槽。扒入墙内去，就厨房里杀了两个丫嬛。直上鸳鸯楼上，把张都监、张团练、蒋门神三个都杀了，又砍了两个亲随。下楼来，又把他老婆、儿女、养娘都戳死了”——《水浒第三十一回，张都监血溅鸳鸯楼，武行者夜走蜈蚣岭》
你看，不但是牵连无辜，而且连人家老婆儿女都不放过。这里面大半的人，其实对张都监陷害武松的事情并没有参与，有的甚至根本都不知情。
而且，武松并不是在杀张都监那几个人的时候刚好遇上这些人便一并杀了，而是杀完张都监、蒋门神等人以后，又专门把前门栓了，然后去屋里寻了一番，又寻到两三个妇女，便一并都搠死了在房里。
走出中堂，把拴拴了前门，又入来寻着两三个妇女，也都搠死了在房里。——《水浒第三十一回》
有人说武松此人天性滥杀，其实并非如此。
因为在此前，武松杀潘金莲和西门庆的时候，可是非常讲究程序正义的。他先是暗中调查，收集证据，得到了人证物证以后，并没有提刀去结果了潘金莲和西门庆，而是先去县衙击鼓鸣冤，状告这两人毒杀武大。结果因为证据不足，知县又受了西门庆的贿赂，把武松的状子驳了，于是武松才开始用自己的办法去办这件事。
但即便如此，他一开始也没有直接动手，而是先找了一位县里有威望的公证人，还找了几位街坊邻居作见证。然后武松才逼问潘金莲和王婆，在她们亲自招供，并由公证人写了书面供状，所有人签字画押以后，武松才手起刀落，杀了潘金莲替武大报仇，后又去狮子桥下杀了西门庆。
整个程序非常细致，而且武松连王婆都没有杀，更不要说什么西门庆的家眷之类的。
所以你要说武松天性滥杀，是那种思想偏激，愤世嫉俗，受了怨气就无差别报复的人，那肯定是说不通的。
那么，为什么在血洗鸳鸯楼的时候，他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呢？
原因也有很多，比如他自己说的：
“一不做，二不休。杀了一百个，也只是这一死”。——《水浒第三十一回》
这就说得很清楚了，之前杀潘金莲和西门庆的时候，还有一部分程序正义，换个说法就是还有保命的空间。但杀了张都监一伙以后，在原来秩序下再想活命的空间是一点也没有了，因此就啥也不顾忌了。
再比如，之前并没有人直接冤枉迫害到他的头上，因此怨气没那么深。但是这一次实在是逼人太甚，冤枉侮辱就不说了，还非得要置武松于死地。因此武松难消心头之恨。
但这些原因都还不足以支撑武松滥杀无辜。你有再大的怨气，杀了张都监、张团练、蒋门神一伙也够了，再不行你把当日参与这件事的，比如绑你的下人，欺骗你的玉兰一并杀了，也还勉强说得通。但那些全程没有参与此事的丫鬟马夫，妇人儿女何必要杀？
所以武松灭人满门，除了活路断绝，怨气太重之外，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他此时的行事准则，已经完全抛却了过去他曾经遵守和奉行过的那套“法治程序”和“社会正义”，转变成了“手里的刀”就是正义，我的标准就是行为准则的逻辑。用今天的话说就是，原来的世界观崩了，他开始按照自己对这个社会的理解，构建了一套新的世界观。
按照他原来给武大郎报仇的行为逻辑，即便是法律规则下解决不了，也不应该牵连无辜，讲究一个冤有头，债有主。但是到了杀张都监一伙人的时候，他的行为逻辑完全变了，变成了什么呢？变成了只要我觉得痛快，那就可以杀。所以你看武松灭了人家满门后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方才心满意足”。
这就是说，在此时的武松这里，该不该杀不取决于原来的社会规范，而取决于我爽不爽，只要杀了你能让我感觉爽，那你就该杀，跟你有没有什么过错，有没有什么该杀之罪没有关系。
《水浒》的作者为了把这个转变告诉大家，在血溅鸳鸯楼之后，还单独加了一个情节——武行者夜走蜈蚣岭。
这个情节讲的是武松换了一身行者装扮，准备去投奔二龙山，途中经过一个蜈蚣岭，岭上有一座庵，庵里一个老道先生搂着一个妇人嬉戏，武松看他出家人打扮却做这等勾当，便准备杀了此人，正好试试手里的刀。于是便去敲门，这时恰好走出一个小道童来，武松便大喝一声：“先把这鸟道童祭刀”，于是手起刀落，小道童一命呜呼。
这里就可以很清楚的看清这种转变，老道人跟他有仇吗？没有。他在决定杀老道人之前，也并没有问过这老道是不是干了啥伤天害理的事，只是看到一个出家人乱搞，便决定杀了此人。至于小道童就太冤了，因为后来得知这小道童是被老道人掠上山的，只因武松要祭刀，便先杀一个开张。
很多人初看这个情节的时候，可能会莫名其妙，因为这段对故事和人物的衔接没有任何作用，给人感觉就是硬生生加入了一段，很突兀。但是作者的意图其实是很明显的，就是要告诉大家，武松血洗鸳鸯楼的时候，并不仅仅只是怨恨和复仇，而是完成了他行为逻辑的彻底转变。
但是，这种行为逻辑的转变，在《水浒》里面是偶然的吗？
完全不是。
武松杀人的逻辑，从原来的社会规则转变成今日的个人好恶，恰恰就是从张督监一伙人那学来的。张督监使计冤害武松，并没有讲什么社会规则，法理道义，他们派人在飞云浦要结果武松的时候，更是连明面上的规则和秩序都不讲了，凭的是什么，就是个人好恶。当然，这种个人好恶与他们的经济利益是绑定的。而且，还因为他们本身率属于统治阶级，所以他们更熟悉明面上的法律程序，运用起这种程序来行私刑，报私怨的时候，反而更加得心应手。
这种例子在《水浒》里面一抓一把。
高俅要陷害林冲，是因为林冲触犯了什么当时的社会法理秩序吗？完全不是，仅仅只是因为高衙内看上了人家的老婆，于是林冲就大难临头了。而且他们不光要林冲死，最后还逼得林冲的老婆上吊，林冲的老丈人忧愤而死，要说无辜，这些人个个都无辜。
梁山好汉去江州劫法场，救走了宋江和戴宗，江州知府没法向上交代，于是胡乱拘拿了法场周边的村镇百姓，不问有无牵连，随便安上“通梁山的细作”罪名，锁拿入狱，抄家问罪，连坐邻里。这些人有什么罪吗？没有，官员们为保乌纱，随意缉拿编造，很多百姓全家获罪。
童贯攻打梁山，大败而归，损兵折将。为虚报军功，把梁山周遭村落，不分良莠，但凡与过往路人买卖之人，便通通罗织通梁山的罪名，抄没家私，拘押斩首。这些村民就因为住在梁山脚下，就一命呜呼，凭的是什么，就是这些官员们的个人私利，一己好恶。
在封建时代，但凡涉及谋逆之罪，轻则全家斩首，重则株连三族，甚至九族。即便按照大宋时期的明文律法，父子十六以上的皆绞，十五以下及母女，兄弟，祖孙皆为奴婢，旁系亲属无论是否参与，皆全族流放。关键是，这些还都只是明面上的株连，事实上，由于吏治腐败，权贵官员们滥用株连之法，随意动用私刑的事只会更多。
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读《水浒》的时候会发现，武松这些滥杀的行为，在全书里面并没有引起什么人的反感，里面没有人因为他这些事而觉得这个人偏激，这个人滥杀，这个人不值得交往。
这说明什么，说明当时的很多人，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多么稀奇，多么残忍的事情。马克思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里说：“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。……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，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。”
为什么，因为在一个等级分明的生产秩序里面，在大多数人毫无社会权力的经济结构里，是不可能产生什么无辜不无辜，牵连不牵连的意识形态的。
放到《水浒》的世界里，就是当统治阶级可以凭一己好恶随意屠戮民众的时候，民众自发产生的反抗意识里面，也不会去跟你讲什么规范、法理，他就依葫芦画瓢，按照统治阶级对付他们的那套办法来践行自己的行为逻辑，凭一己好恶定人生死。
列宁说，群众在运动中只会产生自发的反抗意识，很难产生自觉的阶级意识，因此这种意识需要从外部灌输进去。这一点从武松身上看来是很有道理的，他不会把自己的命运与督监府上那帮下人联系起来，只会学着张督监和蒋门神一干人等，怎么杀得爽就怎么来。过去历史课本里讲农民起义的局限性，其实还是很有道理，武松身上这种局限性就体现得极其明显。
《水浒》里解释这种现象的时候，说的是“行善逢善，行恶逢恶”，意思是你们做了些什么，将来人家就用什么办法来对你。但这种说法很显然只是从张督监和武松的角度去说的，并没有把马夫、丫鬟和小道童的命运考虑进去。只有当有一天，梁山大军杀将下来，途中遇到一班丫鬟、道童的时候，挥舞旗子说：“兄弟们，你们解放了”，那时候，才真的说得上是“行善逢善，行恶逢恶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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